尽管“新经济”一词并不新，但它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由此引发国内外的广泛解读。
从普遍定义来看，“新经济”一般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包括移动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重要内容。广义上讲，“新经济”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内在转型升级的外化表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体现。
不仅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新经济，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接触的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眼中，将创新驱动作为主要发展指标更是“十三五”规划的重大突破。在这背后，则是中国政府希望将新经济培育成中国发展新引擎的战略考量。
“互联网方面，大家现在已经在探讨一种可能性——弯道超车。”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沈建光称。“在新经济上，大家的起点相差都不太远，中国会借鉴一些发展经验，但在某些方面也已经在走自己的路。”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兼研究部总经理廖群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参考美国通过互联网、信息科技的发展走出上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克林顿繁荣”，几乎主导了全球的产业革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大力发展新经济，为中国追赶甚至“弯道超车”发达国家提供了可能性。
新经济将成重要增长引擎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事实上，“新经济”这三个字并非第一次从总理口中说出。此前，李克强与经济、农业界政协委员共商国是时，曾8次提到“新经济”。而就在此前的一个月里，他已经至少3次阐释“新经济”的内容和意义。
在谈到“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时，李克强说，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
不仅如此，在2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提到，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扶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就地扩能，现在要提升政策的“边际效益”，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他还指出，“新经济”里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常常是混在一块的，设计、制造、营销一条龙。
对新经济引擎作用的判断已经得到了来自数据的支持。诸多数据显示，与创新有关的新经济是过去一年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
来自Wind资讯的研究数据表明，201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为新经济板块，其中突出的分别是非银行金融(78.08%)、传媒(24.69%)、医药生物(18.48%)、休闲服务(17.04%)、通信(13.46%)、计算机(12.26%)和电器设备(7.00%)等。
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4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9.9%和14.4%，增速分别高出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6和10.2个百分点。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高技术产业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国内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未来几年，新经济将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构成。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有望更为明显。
下一突破点在于“中国智造”
目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多点开花，新经济正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对于如何打造新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自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以来，这一战略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诸多行业。有人大代表对本报表示，要形成新经济，信息网络不仅仅要与服务业结合，更要和工业结合。“新经济不仅是鼓励大家开开网店，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从根本上提高质量和效率。”一名来自浙江代表团的代表对记者表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国际学界被热议时，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即规模化和低成本。在政府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概念后，《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产业内容是“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和制造业的结合将使得中国分别处于三次不同产业革命层级的产业都受益。
廖群告诉本报，在互联网发展的某些方面，中国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比如与消费、零售相结合的阿里巴巴，以及社交应用微信，但在与工业、制造业的结合方面，还需要参考美国、德国的经验。
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及随着未来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工业进入智能化阶段。去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签署了15份合作文件，确立了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合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认为，“工业4.0”的核心是通过CPS(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实现人、设备与产品的实时连通、相互识别和有效交流，从而构建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生产由集中向分散转变，规模效应不再是工业生产的关键因素。
“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意义，但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在新经济上，大家的起点相差都不太远，中国会借鉴一些发展经验，但在某些方面也已经在走自己的路。”廖群表示，中国在互联网与消费、服务业的结合方面已经做得不错，而制造业的情况更为复杂，但下一步除了服务业继续保持外，在工业、制造业方面需要进一步加速结合。
被寄予“弯道超车”厚望
新经济，这个从美国发展出来的概念，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正被赋予新的意义。
“广义来说，与传统经济不同的就是新经济，现在的使用则有更集中的指向性，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些新的经济环节，现在来讲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工业4.0、制造业智能化等，这些都是新经济的核心内容。”廖群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将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将新经济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大框架下，再次强调了新经济的重要性。”麦格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供给侧改革不仅是要去过剩产能，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把新经济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大框架下，也意味着其未来的发展会得到更多资源支持。
通过互联网、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也曾是美国走出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停滞局面的一个手段。鲁志国、金雪军两位学者曾在论文中称，领先于全球的美国信息产业发展对其总体经济运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1992~1997年，信息产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高达28.2%，而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令美国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97~1998年的劳动生产率增幅为2.75%，远超80年代的1.4%。
“现在，中国也处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国和美国同为大国，有发展新经济的优势。”胡伟俊表示，相比之下，美国商业体系已经很高效，而中国经济中很多部分的效率仍然偏低，发展互联网令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沈建光表示，互联网方面，大家现在已经在探讨一种可能性——弯道超车。不少学者都曾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为中国追赶甚至“弯道超车”发达国家提供了可能性。
